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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全兴:理论建设是党的基础建设

 

  2021年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把一个备受帝国主义任意侵略欺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令世界人民惊叹和钦佩。

  中国人民是震惊世界奇迹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创造奇迹的领导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世界时代具体特点、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取得新胜利、新成就。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从“党的理论建设”视角谈学习我们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根本经验的体会。 

一、党的建设是“一个法宝”

  19217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大城市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出席的代表只有13人,代表的党员仅50多人,而今已发展成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领导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一没有权,二没有枪,三没有钱,靠什么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国内外敌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经历多灾多难,付出巨大牺牲,前仆后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只有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才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

  我们党这一最根本的历史经验贯彻于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尤其突出体现在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上。毛泽东在为纪念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简要生动又深刻地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经历千辛万苦,经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作为救国救民的最好思想武器的历史过程。我们党本身就是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华民族未有之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华民族的独立复兴,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

  1939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成立18年来的基本经验,阐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在三个法宝中,党的建设尤为重要,因为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现对“敌人冲锋”的“英勇战士”。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称这是一项“伟大工程”。这篇“发刊词”既是对党成立以来的基本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要求。把党的自身建设既看成党夺取伟大胜利的一个“法宝”,又视之为一项“伟大工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核心力量的根本保证。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和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极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在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和团结,极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做了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意义重大而深远。整风运动不仅是我们党在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教育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同志们,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争的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即在一个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结合世界百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历史,重温毛泽东上述教导,才真正体会到“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深刻含义,才切实认识到在一个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跨世纪的世界历史难题。

  苏联共产党曾是我们的老师,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俄国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将落后的俄国建成为当时欧洲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强国。社会主义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主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在党内与党外、国内与国外诸多极为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有着93年历史、执政74年的苏共最终自行解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之轰然解体。苏共没能解决这一跨世纪性的世界历史难题,酿成了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20世纪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最惨痛的教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任何用一、两个因素都难以说明。从哲学上看,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以内因为主;既有现实因,又有历史因,而以现实因为主;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而以主观原因为主。其中的每一类原因,又非单一因素,而是包含诸多互相制约的多种复杂因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身,在于苏共的理论、路线出了问题。苏共的理论、路线出问题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由教条主义蜕变为修正主义的过程。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扮演了苏共送葬者的角色,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苏共的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在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曾批评:“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笔者在查阅苏共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有关党的建设中文译本的专著和论文集时发现,虽然苏共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将“党的建设”列为一门学科加以专门研究,但他们的党建理论主要是讲党的组织建设,很少讲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更不讲“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苏共垮台后,原苏共的理论家、学者们也很少有人从苏共自身的理论建设方面反思总结其教训。毛泽东对苏共不重视党的理论建设的批评是符合实际,也是十分中肯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政权,走了回头路,世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和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对此,西方资产阶级一度得意忘形,诳言“马克思主义死亡了”“社会主义失败了”,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有些人甚至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必然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共领导垮台和中国社会主义变色。但历史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不仅没有让西方反动势力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得逞,中国共产党反而从中吸取教训,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更加生机勃勃的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犯过诸多错误(包括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实事求是地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恢复和确立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既是我们党重视自身建设的伟大理论成果,也是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成为朝气蓬勃地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根本保证。

二、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

  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包含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互相联系、互相渗透,都很重要,都关乎党的前途和命运。依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和自身状况,党的建设的重点会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理论建设是整个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更为根本。

  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不是一般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如工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这一性质并不是由党员出身成分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从共产党的历史看,先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创立,而后才有共产党的诞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综合人类历史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阐明了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的条件和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注重从理论上建党。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他们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实现。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直接关乎党的性质和命运,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任务和政治路线,然而党的政治建设、政治路线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错误的理论“会使党精神堕落”。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充分说明理论建设对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列宁也十分注重理论建党。他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的战士。”他还指出:没有理论,革命政党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总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共产党诞生的理论前提,共产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才能生存发展,理论上的正确是思想上、政治上正确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是德国人,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仅是德国民族的产物,还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真理。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自然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至今没有结束),其间虽发生过多次重大的错误、曲折和失败,究其原因是多种、复杂的,但从理论上讲,则无不是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上的错误所导致,当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党的事业就前进了。总体来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我们党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起家的,靠实事求是成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这是我们党一再重申的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因此,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是根本性的建设。

  党的理论建设之所以是根本性建设,还因为科学理论是征服人心、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一面旗帜,是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共产党成立时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吸引人、说服人、团结人,从而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和提高战斗力。科学的理论给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获得自由解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给革命运动以信心和力量,使一切革命者团结起来,为真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但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真理性与党性、人民性是一致的。理论只要彻底,是科学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为群众所掌握。共产党在没有取得政权前,马克思主义为当权阶级所打压,处于非法地位,因而只能以真理的光辉吸引人,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可以利用政权优势,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但仍要牢记,依然只能靠真理光辉去吸引人、以理服人、赢得人心,而绝不能运用权力去压服人,更不能用权力去吓唬人。执政党尤其不能认为握有真理,自己发布的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人类历史表明,有些一时看来似乎无可争辩的真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会发现其中只有部分真理,有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一时看来似乎是错误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却发现其中确有部分真理,有的甚至基本正确。理论创新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要付出代价。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是一个过程,我们党要慎言理论的创新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对自己文稿的发表出版一直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形成战斗力的必要条件。党的团结和统一,无疑需要严格的铁的纪律作保证,但绝不是主要靠党的纪律来维护。共产党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建立在思想理论一致基础上的。没有思想的统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的团结和统一。党的思想的统一又是以理论统一为基础的。倘若理论不统一,即使有一时的思想统一也是不巩固的。而理论的统一是以理论的真理性为前提的。理论的真理性、理论的统一性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保证。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发展。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有条件、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绝对的。否认党内存在矛盾和斗争的看法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形而上学思想。重要的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总之,党内矛盾的解决,党的团结和统一,需要有正确的科学理论做指导。

  旧中国是一个工人阶级占少数、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再加上党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中活动。要把这样的党建成为工人阶级政党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基于我们党的这种特点,毛泽东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延安整风是一次内容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增强党性修养,解决党员在思想上入党和为什么人的问题,“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次运动就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全党(尤其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高了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

  有些研究毛泽东党建理论的学者提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中最主要问题或根本问题,思想建设居于首位。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思想建设列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取得的第一项“巨大成绩”,把“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列为党的建设取得的第二项“巨大成绩”。《决定》指出:“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其所述内容则是推动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尔后党的文件则常把“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两者合称为“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根据新的形势,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把“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列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第一条。为此,要求“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学好理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党员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总之,“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与“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是一致的。  

  思想与理论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社会意识的形式。理论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形式呈现的逻辑体系的社会意识。广义的思想则是认识活动的产物,可以是理性认识,也可以是感性认识,不一定要有逻辑的理论体系。思想的外延比理论要宽泛得多,思想包含理论,两者存在交叉关系。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与思想的区分是严格的。理论必须是经过逻辑论证的概念体系,并非自然科学家的任何想法、认识、思想均可称为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思想与理论都有意识形态特点,两者的区分就不那么严格了。在党的文件中,“思想”往往指理论,因而往往与理论互用或连用。但在党内生活中,不论互用或连用,正确的思想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在解决党内思想意识问题时要从解决理论问题入手。毛泽东说:“在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我们现在必须从三方面作战:“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毛泽东关于“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的提法有理论根据吗?对吗?笔者认为是有理论上根据的。恩格斯在论述理论的意义时曾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三个方面,除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外,还有理论方面,并将理论方面放在首位。理论方面的阶级斗争,实即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列宁在《怎么办》中十分重视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并大大发挥了上述思想。他在阐发恩格斯的理论时曾有“理论思想”连用的表述。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还必须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革命。毛泽东提出“三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客观反映,也同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三个方面”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的提法是能成立的。

  概念有其灵性,其具体内涵要看使用的具体语境。现在我们党的文件中使用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特定概念中的“理论”与“思想”两者之间没有实质区别,思想即理论,理论即思想。将“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单独讲或合起来讲,从大的方面看都是可以的。前面提到的文件所使用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内容均是指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条件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报告讲的思想建设,实即理论建设。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

  我们党重视理论建设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本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极其重视理论研究。他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感到“知识饥荒”,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再也没有动摇过。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前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封锁、包围和频繁战争的环境中,毛泽东很难得到理论书籍和报刊。他又一次发出“知识饥荒”的感慨,希望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常寄书报。他深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为此他十分注重红军内的政治理论教育。他抓住了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从理论上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开辟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利用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有利时机,发愤读书,尤其是哲学著作,总结中国革命(尤其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揭露和分析党内错误路线的理论根源,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和著述极大推进了全党的理论建设,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好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需要我们刻苦学习。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研究,党的理论建设无从谈起。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因此,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他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进行学习竞赛。这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把理论学习作为亟待解决的任务严肃认真地提到全党面前。第二年,毛泽东在延安动员干部学习教育大会上再一次讲道,我们有“本领恐慌”。“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党中央。”他从多方面阐述了学习的意义、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法。在毛泽东领导下,理论学习成为党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发出“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的号召,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任务。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密切相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哲学是基础,是贯穿于整个体系的红线和精髓。哲学的这种地位是由哲学学科性质决定的,因为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相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革命运动人员的必修课。在毛泽东带动和倡导下,学哲学、用哲学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哲学成了全民族的事业。习近平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党的十八大后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总之,从理论到实践都表明,哲学是基础,是灵魂,是精髓,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用和发展,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抓住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

  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上会谬以千里。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这是关乎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但学习书本理论并不是党的理论建设的目的。毛泽东提出学习运动,不仅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更要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研究中国的现状,并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不是到处都可以套用的宗教教条,不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合各国具体情况的理论,并为各国人民所掌握,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针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中国化、具体化。他郑重而严肃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应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依据翔实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从中引出理论性结论。为做到这一点,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始终强调社会调查的极端重要性。他一再告诫全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而不是臆造的客观规律,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就要做深入、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做社会调查,研究现状,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是党的理论建设的基本功。要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走出大洋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下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若靠几个秀才,在大洋楼里,从书本到书本,从文件到文件,在名词概念上花样翻新,是搞不好理论建设的,更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创新。领导下基层调查研究,倘若把调研变为“调演”,“群众演,领导看”,那只能自我陶醉,脱离群众,引起反感,贻误大事。理论源于实践,新的理论源于新的实践,源于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创新。只有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错误,不断总结群众的创新和智慧,不断接受亿万群众实践的检验,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今日中国由过去发展而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党的理论建设不仅要研究现状,认识中国的今天,而且还要研究历史,认识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在提出研究现状的同时还提出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这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成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思想理论,那它不仅要与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从而具有中国内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真正做到大众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理论总结。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只懂外国不懂中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这是忘记了自己的祖宗。丢了马列老祖宗固然要亡党亡国,忘记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就中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同样也会亡党亡国。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个老祖宗都不能丢,中国共产党人应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除了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外,还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国家有关。今天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依然对历史文化知之不深,因而只能任凭历史学家们去说,容易受骗上当。人家说尊孔,他跟着尊孔。人家说王阳明心学,他亦跟着说王阳明心学。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此无发言权。这种状况到了应改变的时候。理论家们千万不能把研究历史看成只是历史学家们的事,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当然,对中国历史文化要一分为二,文化传统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切忌片面性、绝对化,既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复古主义,而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将其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发展无穷尽,理论创新无止境。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距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完成还有相当漫长且艰难的路程。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我们仍然面临诸多难题,一些高中级干部的理论修养亟待提高,党的理论建设任务依然任重道远。舆论宣传要有忧患意识,谦虚谨慎,切莫轻言发展。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基础建设、根本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客观实际及世界时代特征、中国历史文化实际三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伟大理论的集大成,也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和思想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作者: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1-02-01 21: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