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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谢林—黑格尔学案”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

 

 

 

在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研究中,“不成熟—成熟”式的线性解读和“断裂论”的流行导致论者对他们中后期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相形之下,割裂并忽略了对其早期思想的梳理和辨析。而事实上,如果把理论酝酿、培育和流变的“自然过程”人为地截断了,他的中后期思想及其后续效应也不可能获得客观而到位地把握和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探究学界很少留意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对此,我也不打算泛泛而论,而是围绕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座和课程后所写下的三篇著述及其中所关涉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引人注目的环节,甚至还构成思想史上一桩重要的学术事件或“公案”。认真加以梳理与辨析,不仅对于了解二人的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起源期重要的哲学背景或理论触媒,对于恩格斯来说,尤其如此。

 

一、1841-1842年发生在柏林的“谢林—黑格尔学案”

有关谢林与黑格尔在漫长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创造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启迪、促进与疏离、决裂、批判等细节,国内外学界已有梳理和评论,这里不再赘述。与本文的题旨相关联,我们仅选取谢林晚年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邀请赴柏林大学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出来的教席并从1841年秋开始讲学的事例进行梳理。

我们知道,黑格尔曾被视为哲学领域“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其思想“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被已经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黑格尔去世后归属这一派别的学者出现了分裂,在围绕他的思想展开的争论中,其辩证方法与保守体系、自由旨趣与专制倾向、革命观点与现实结论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致使普鲁士国王都感到了危险和威胁,于是决定采取措施,“把黑格尔的学说从它自己的哲学领地上驱逐出去”。

观念论哲学在当时德国的知识界是主流,人们相信“精神统治世界”,并把“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变革归结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解释权。对于尚未统一的德国来说,南、北德意志不仅是由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分治的政治版块,也是对立的两派哲学的势力范围,而主将就是谢林和黑格尔。此前,这“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蒂宾根神学院的同窗”曾在耶拿大学共同任教,但那时谢林是教授,而黑格尔只是一个编外讲师。但当随着谢林离开耶拿并在南德意志诸地辗转、漂流,其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而黑格尔却大器晚成,特别是1807年《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后,其哲学逐步在普鲁士思想界上升到主流地位。

这两位哲学家分别40年后作为“对手”的“重逢”并不是实指,而是比喻的说法。当时时代发展和思想潮流的变化又出现了奇妙的迹象。黑格尔“在10年前(1831)已经离开人世”,尽管其思想还“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被认为是“那个领域里的不可战胜的人”,但毕竟时过境迁,“显得暗淡无光、不鲜明、不突出了”。而谢林仍然健在,虽然30年来在精神创造上他“早已死亡”,但如今“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他携带着普鲁士官方支持的威力,“要求得到公认”。恩格斯对此做了这样形象地描绘:“在南德意志的群山上空,乌云已经笼罩了10年之久,并且对北德意志的哲学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和阴森可怕。”谢林动身去柏林之前,在慕尼黑的讲坛上声称,他的新体系即将完成,计划“将他业已准备就绪的体系提交公众评判”,并准备向黑格尔学派在北方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而在北方,受一度被黑格尔哲学“蒙蔽”而现在“恍然醒悟”的统治者的鼓动,也有论敌对黑格尔哲学发起过攻击,但其“全部论据在黑格尔学说战无不胜的威力面前败下阵来”,这时候,“他们就还剩下最后一招——搬出谢林来,把他看做是可以最终铲除黑格尔学说的人。”

这将是一场“很有特色的”思想论争。对于谢林的到来,身处北方的黑格尔的学生及其哲学的信奉者、拥趸者,“无疑是欢迎的”。尽管甘斯、米希勒都曾向谢林发难,谢林的学生及其学说的拥护者也受到过诸如《德国年鉴》《雅典神殿》等的挑战,但谢林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陌生人”。他们希望通过直接聆听谢林讲座,“看一看他的体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而不必再去听别人对其学说的转述以及由此所发的空洞而又令人讨厌的议论。再说,黑格尔学派一向以富有战斗精神而著称,他们期待有机会同这样一位著名的论敌直接交锋。

而对于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对黑格尔学说抱有疑议乃至反感的人,这次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谢林身上”。恩格斯用《旧约·列王纪》第18章中“以色列民众恳求以利亚赶走巴力神”拟喻,不无夸张地形容被黑格尔学说压抑的论者,此刻“双膝下跪,正为主的大地上发生严重旱灾而叹息,祈求远浮天边的乌云降临”。谢林的到来仿佛是“驱魔大师终于光临”,“所有这些喧嚣一时的无耻告发立刻平静下来,所有这些鼓噪狂吼都无声无息了,为的是不致错过新启示的一字一句!”而对当时的普鲁士精神世界起着重要舆论导向作用的教会报刊诸如《福音派教会报》、《柏林教会总汇报》、《文献通报》等以及与谢林哲学旨趣相同的杂志(像费希特派出版的《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纷纷谦逊地退避一旁,让位给圣乔治”,希望谢林通过“降伏黑格尔哲学”熄灭“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此刻大地“一片宁静,好像圣灵就要降临,好像上帝自己要从上苍发出训喻”。

谢林于1841年秋到达柏林,1115日做了第一次讲座。在恩格斯眼里,他白发苍苍,身材中等,体形有点发福,浅蓝色眼睛显得很快活,“神情与其说令人敬畏,不如说使人精神振作”;操一口士瓦本-巴伐利亚方言,经常把“Etwas”〔“某物”〕说成“Eppes”,声音并不悦耳但却有力。总之,从外表看,他“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和蔼的家长”。

聚集在柏林大学第六讲堂的听众阵容强大:应邀在前排就坐的是“大学名流,学术权威”,“自成一派的大人物”,而在他们后面随意混坐着是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各色人物。既有喜欢追赶时髦、兴致勃勃的年轻人,又偶尔会出现胡须花白的咨政和参谋、年迈的博士和宗教界人士。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都来了,想听听基督教的“启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讲堂里人声嘈杂,人们交相使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进行交流。

谢林的演讲起初效果不错。当“这位哲学界的弥赛亚”在讲堂那铺着破垫子的木制座椅上落座时,他向人们保证:“只要我们得蒙神眷……我们对真理和自由孜孜以求的精神的光辉思想,就不会失落”。为此,同道营垒里爆发出一片热烈的喝采声,激荡了整个柏林论坛。这位被“基督教派”寄以厚望的人,也受到了交口称誉。拥趸者形容,“这位无所畏惧的勇士,将像罗兰一样,单枪匹马进入敌境,把自己的旗帜插进敌国的心脏,把那座离经叛道的核心城堡,那座从未被征服过的思想要塞炸毁,让失去靠山和中心的敌人在本国既得不到良策又找不到可靠的庇护所。”还有人还扬言,要在1842年复活节以前使黑格尔主义崩溃,“所有无神论者和非基督教徒统统死光。”

但是,“这样的事谁也没有看到”,乌云来袭、雷电交加的情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雷止电息了。在大多数人看来,谢林的演讲没有击中目标,黑格尔体系的大厦“这座值得骄傲的思想之宫”根本没有遭遇“付之一炬”的厄运,在其学说的追随者中也没有出现“忙着抢救一切还能抢救的东西”的张皇。而是完全相反,谢林使他的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感到不满,“黑格尔哲学仍然活在讲坛上、文献中,活在青年中间”,“对它的一切攻击,无损于它的一根毫毛;它镇定自若地继续沿着自己内在发展的道路前进。”论敌日益愤怒并加紧活动,就证明黑格尔对德国国民的影响还在迅速扩长。

首次讲座之后一直到1842318日,谢林开设了名为《启示哲学》的课程,实为系列讲座,共计八讲。此后,谢林还开设了《神话哲学》《哲学的原则》等课程,并多次重开《启示哲学》。至此,18411842年在柏林发生的“谢林—黑格尔学案”告终。1843年后的谢林还在柏林大学授课,但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直至1846年他自行决定停止授课。

恩格斯当时是以在柏林服役的志愿兵的身份来柏林大学旁听的。在听了谢林的讲座和课程后,他于18411224日写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同月刊登于《德意志电讯》第207208号;于18421月—3月写了小册子《谢林与启示》,同年在莱比锡出版;于1842318日—4月初用反讽手法写了小册子《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同年在柏林出版。

 

二、恩格斯对谢林与黑格尔哲学思想差异的理解

谢林晚年讲学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在以后欧洲哲学发展历程中几乎没有再出现过,以致于后来雅斯贝尔斯把他184111月莅临柏林称为“发生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重大事件”。很显然,准确理解谢林在柏林大学演讲的内容是讨论这一段“学案”中他与黑格尔关系、进而评估这段哲学巡礼之于恩格斯的影响的关键。

谢林在柏林大学首次讲座的讲稿,当年即以《谢林18411115日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为题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刊印。而《启示哲学》的课程内容,在谢林去世后由其子对授课讲稿做了整理,作为14卷本《谢林全集》中的最后1卷于1856在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出版,命名为《启示哲学导论或对肯定哲学的奠基》。而恩格斯的三篇著述相当部分也是转述谢林所讲内容的,他还特别指出:“我大部分而且尽我所能地引用了他的原话,我可以大胆地断言,他不会拒绝在这些引文下面签名。”“我没有增添一个字,免得吹动这一幻象的神秘云雾。”“这是我参阅了三本笔记本以后归纳的谢林讲演的主要内容。我自信自己是以极其认真和诚实的态度进行工作的。”

按照上述说法,特别是考虑到现场听课的人又那么多,而且恩格斯的这三篇著述很快都公开刊印了,所以可以判断,恩格斯对谢林讲课内容的转述应当是准确的。我们并不清楚谢林本人当时是否看过恩格斯发表的这些作品,但从谢林1843年由于保卢斯神父将其第一学期的讲课内容加入一些评论后发表而将这位论敌告上法庭来看,如果恩格斯的记述不够准确、评论过于离谱,他也一定会有所反应的。当然,还有一种假设,即认为当时的恩格斯初出茅庐,文章反响不大,所以不会引起谢林的关注。但实际情况是,已经办过多种杂志、在德国思想界广有声名的卢格在报纸上对恩格斯的文章和小册子大加赞赏,特别在谢林完成第一学期的教学后,柏林大学教授、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整理者卡·米希勒在1842年和1843年的讲座中都利用了恩格斯的转述来评论谢林,那么,综合以上情形,恩格斯转述的准确性就更不容置疑了。

但问题却并没有到此为止。谢林去世后,由其子整理的《谢林全集》首先刊印的就是这一阶段讲座和课程的内容,现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认真对照了刊登恩格斯三篇文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1部分第3卷和收入《柏林首讲》(1841)、《启示哲学导论或对肯定哲学的奠基》(18421843)的《谢林全集》(SämtlicheWerke)第14卷和第13卷的德文表述后发现,即便是恩格斯用斜体字标出、以谢林口吻说出的原话,在后者中也无法找到;只是意思大致接近或者有点类似。这种情况为本文的梳理与叙述增添了难度。经过甄别和考虑,我采取的方式是,以恩格斯的文章为线索,一方面参照谢林的那两篇“讲稿”和与此相关的《近代哲学史》《先验唯心论体系》《世界时代》等著述做出概述,另一方面结合谢林针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相关内容来呈现“谢林—黑格尔学案”的思想症结。所以,本节名曰“恩格斯对谢林与黑格尔哲学思想差异的理解”,具体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哲学的阐释方式和体系追求

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是用一种“严谨、刻板但又扎实的形式”表达的,尽管这种方式受到不少指责,但它却是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和结果,即哲学阐释的概念化、逻辑化。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把这种方式推到极致,很少考虑人们的接受程度以及自己学说的通俗化问题。因此,他所发表的著作全是用一种严格科学的、几乎不易读懂的风格写成的,只能供人数不多且倾心于其学说的学者阅读和理解。他的语言讲求准确、凝练,力图在同思想的“格斗”中不出现纰漏、“留下了伤痕”,所以显得极为晦涩难懂。他的哲学在讨论和描述对象时坚决摈弃一切表象、幻想、感觉的东西,并将这一理念概括为“通过纯粹思想的自我创造去把握纯粹思想”。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具备了上述“可靠的方式和基础”,人们才可以泰然自若地观察将偶然因素排除之后世界的状况;即便讨论的问题“下降到非哲学意识的范围”,身处感性世界的困境和麻烦之中,也能做到有备无患、心中有数。当然,事情都有两面性——正是由于在表述方式上的这种特征,黑格尔思想的传播深受限制,比如只能通过在大学授课和演讲来扩散,其影响始终局限于一个小的圈子里,尽管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但在当时真正能理解其意图、要旨和思维逻辑的人却很少,在统治者阶层是这样,于普通民众而言更是如此。

为了改变黑格尔学说的上述困境,在他去世后,学生们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一是编纂其著述的全集,特别是出版他的讲演录,使他的思想得以完整地、一定程度上口语化地呈现出来。对此恩格斯做了形象的拟喻,称其思想以前“藏身于沉默的深山里”,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现在“通向隐蔽的美不胜收的宝藏的一扇扇新门敞开”,“平坦笔直的大路已经开通,沿着这条大路走去,就能获得这些神秘的珍宝。”二是更为通俗地阐释黑格尔的学说,即通过他的学生之口,其哲学的论证逻辑变得较为直观了,因而也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基于上述变化,黑格尔思想的反对者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足轻重了。当然,年轻人更渴望“新思想”的建构,“围绕那些既同科学也同实践有关的迫切问题展开意义深远的探讨”。而这对于黑格尔哲学来说,是更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不仅赢得了更多的认同,而且“结出了硕果”。当然,这同黑格尔身后时代问题的凸显和人们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关联。

与黑格尔相比,谢林哲学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没有人怀疑,谢林在现代德国哲学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他的问题在于,“尽管他有过一些创意,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某种完备的体系”,也缺少对“自己的科学活动”的系统总结。在人们印象中,他著述的撰写总是“一再拖延”,只有在拥趸者的期待和鼓噪中,他“才终于答应对自己毕生的活动作出重大的总结。”还有就是谢林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恩格斯曾说:“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清楚他们相互给了对方什么样的影响”,但他从没有放弃要征服黑格尔的企图。而就二人思想的影响力来看,此长彼消的状况却非常明显——当黑格尔的思想创造力在其身后表现得越来越充沛、旺盛、活跃和主动的时候,谢林却在其漫长而艰难的思想跋涉和理论探索中“陷入精疲力尽的状态”。无论他多么自负地宣称自己30年来在哲学之路上默默坚守,同思想进行顽强的战斗,期间那些卓越的思考凝结而成的“秘密珍宝”就保留在“写字台里”,但遗憾的是,“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这一套了”!人们的疑惑是:“一个把自己全部心血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人,一个曾一度以自己的青春活力战胜过费希特的人,一个想做学术英雄和一流的天才的人……竟要花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显示如此微不足道的成果吗?”假如对自己的哲学研究采取的是郑重其事而不是轻率敷衍、浅尝辄止的态度,那么“他的思想过程的每个阶段难道不该以一部部著作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吗?”

此外,在恩格斯眼里,与黑格尔的整体性思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谢林并没有哲学家的严谨和沉稳,相反,他向来缺乏自制能力,一旦有所发现而形成新的成果,也不加以沉淀和反思就马上口头公布。还有,鉴于人们指责黑格尔的文风不够明白晓畅,谢林还曾保证要叙述清楚,孰料这种指摘现在就已经落到他头上了——总喜欢编造一些冗长的句子,并习惯使用诸如“与本质有关和与实存有关的东西”、“神秘的统一”之类的用语,甚至还嫌德文不够用,经常要借助拉丁文和希腊文来表达。有一种说法很早就流传:词句的花哨是在掩饰思想的平庸;谢林属于这种情况吗?

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待谢林哲学这种缺少一贯性和无体系的状况呢?是他努力不够吗?并非如此。谢林曾经专门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说:“有许多人想不计一切地完成一个体系,对贴近一个体系感到孩子般的喜悦”,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提升他们自己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以党派或学派之名将这些思想体系进行宣传时更会“重新产生影响”。但在他看来,“这些人的做法无论如何都首先会因此而成为一件糟糕的事情”!以黑格尔哲学为例,谢林承认它“是一个体系,确切地说是一个完成了的体系”,但是,“在这一体系的无条件追求中”,哲学被提到至高的位置,使人们确信,一切唯有在与这种哲学的关联脉络中,作为这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才能被认识,而不再可能有任何东西被个别地理解了!毫无疑问,对于复杂的世界来说,这样的体系不是提供了思考和认识的方便,反而是设置和制造了通达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猛烈抨击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谢林被视为那个时代的屈指可数的“知音”而被“挖掘”出来,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二)理性的功能和界域

是否追求哲学表述方式的逻辑化和哲学体系的完满性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其内在的缘由则在于理解和掌握世界观念上的差异,这也是“曾经并肩前进”的谢林和黑格尔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

黑格尔本人对观念的力量抱有“自豪”而绝对的信念。在他看来,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要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种认识“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桥梁。”根据这一原理,哲学与世界是统一的、一致的、不可分的,不存在哲学(理性)不能把握和解释的世界,也不存在离开世界独立发挥作用的哲学(理性),这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而我们知道,谢林的早期哲学是从“在绝对中一切同一”出发的,那么这种“同一”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对此,理性不好把握和解释,所以黑格尔将其讥讽为“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谢林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只好放弃理性,试图通过“最高启示的经验假设”来最直接地掌握绝对,但这种选择并没有取得他希望达到的效应和成果。他也思考了自己的处境——自认为是学术之王,但思想却得不到民众的认同,致使其以往最重要的创造——“同一哲学”成为“破旧褪色的紫袍”,甚至为了谋生,他还不得不在被废黜的君主——巴伐利亚国王统治下生活。这些世俗功名和现实生存的考虑,一方面使他决然地离开了“纯粹思想”的道路,沉浸在神话的和神智学的幻境中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又萌生出新的自救之路——“拿自己的体系来为普鲁士国王效劳,因为他的从未完成的东西,在国王一声号令下,居然立即完成了。”这次柏林之行就是他的“自救”之举,正如恩格斯所说,他是“带着装满信仰与知识的调和物的箱子来到这里”的,试图通过混同和掺杂信仰与知识、哲学与启示以开辟新路、摆脱困境。但是,他想要用来“创造奇迹”的、“闻所未闻”的东西也不是新的,而是他“自从1831年以来就以同一方式”在慕尼黑宣讲过的《启示哲学》、“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10年来这些思想毫无影响,只能使诸如林斯艾斯或施塔尔之流折服。可叹的是,谢林居然在柏林大学的讲台上把它们称为自己的“新体系”!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推断,谢林内心并不承认世界是合乎理性的,而是漫游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走着一条弯曲的道路:把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先于经验(apriori)理解的东西,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根据经验(aposteriori)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前者归入“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把后者归入新创立的“实证哲学”。这样的后果是,统一的哲学和世界“被分裂了”、二重化了:即把事物区别为本质(quid)同实存(quod)、是什么(Was)和是这样的(Daß);理性教导我们,事物是什么,而经验则证明,事物是这样的。在谢林看来,“二元论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个说法不仅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二元论,而且适用于近代世界中重新出现的二元论。”逻辑思维过程的结果只能是世界的观念,而不是实在的世界。理性无论如何没有能力证实某物的实存,在这方面它只须采用经验的证明就行了。谢林还认为,如果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取消这种区别,那就是糟蹋哲学原理。

而从黑格尔及受其影响的学生们看来,这种“哲学的统一性,任何世界观的完整性”的分裂是站不住脚的,是谢林“设法为自己没有能力理解宇宙的合乎理性和完整性”而进行的辩解,所形成的“二元论”是“最令人失望的”。这是从经院哲学的原理出发的,是将“构成基督教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矛盾,也上升为哲学的原则”。因此,黑格尔派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的分裂。

这两种视角的分歧特别体现在对上帝问题的看法上。如果哲学也研究超越一切经验范围的事物,例如上帝,那么,试问,理性是否有能力证实这类事物的实存呢?按照谢林的观点,在纯思维中,理性所研究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是可能的事物,不是事物的存在,而是事物的本质,所以理性研究的对象一定是上帝的本质,而不是上帝的实存。因此,应当为现实的上帝寻找一个有别于纯理性的范围,事物应当拥有实存这个前提;事物只有在以后,根据经验才会显示出是可能的或者是合乎理性的,并且在其结果上是符合经验的,即现实的。

(三)世界统一化进程中的“否定”与“肯定”

主张理性统摄世界的哲学会有什么缺陷呢?谢林以他之前所提出的同一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为例,说明也曾赞同这一哲学的黑格尔对此的理解仅仅是整个哲学的一个部分,即否定的方面。而在他看来,实际上“这个‘否定’要么应当由对‘实证’的叙述来补充,要么在吸收以往哲学体系的实证内容时,自己取得‘实证’的地位,从而上升为绝对哲学”,这样才是完整的哲学。理性的力量确实强大,但对于世界来说、对于人的思维方式及其导致的人的命运来说,理性只是单一的、有缺陷的存在,它“使人坚持片面性,直到他把片面性的一切可能性耗尽为止。”黑格尔就是这样,他是把“否定哲学”或者哲学思维中的“否定原则”作为绝对哲学提出来或者以此来理解绝对哲学的。

谢林在柏林讲座中第一次提到黑格尔的名字,“开诚布公”“没有什么顾忌”,首先明确指出的就是“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的分野。他承认,黑格尔式的“否定哲学”的价值,“当人们都对同一哲学抱着表面的肤浅的理解时,正是黑格尔始终承认并拯救了它的基本思想”,并且使之能够向后延续,而其拯救之法,就是否定哲学。

我们知道,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在达到最终的“绝对知识”之前,精神走的是一条“怀疑之路”,它从“自然意识”开始,向着真理进发,“由于它宁可直接把自己视为是实在的认知,于是在它看来这条道路就具有否定的含义,概念的这种实在化对它而言反倒被看成了它自身的丧失,因为它在这条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在这过程中,将那些被认为是意识中的真理的内容一一证伪,而最后得到的东西是一个与“自然意识”绝不相同的东西。“怀疑”被黑格尔当作“意识自身向科学的一篇详细的教化史”,是“对显现出来的认知的非真理性的一种意识到了的明见”,他认为,只有这种“针对那显现着的意识的整个范围的怀疑主义,才使得精神善于审查什么是真理”。这一点从《哲学史讲演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黑格尔注意到,大量哲学史、思想史材料已被深入研究过了,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方面,即后起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是站在与时代相匹配的高度来透视以往的哲学的,这样只有在否定既往的哲学成果的基础上才能锻造出新的哲学。

据此,谢林一方面承认黑格尔在哲学史上占有使其跻身于伟大思想家行列的一席地位,另一方面认为凭借这样的思维和哲学要把同一哲学提升为绝对的、最终的哲学的程度又是不可能的、虚妄的。基于此,谢林认为,黑格尔虽然完成了他首先要做的工作,但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应为其思想结出的恶果而受到指责。

与此不同,谢林自谓他的哲学偏重于哲学内容方面的研究。他不满足于黑格尔已经获得的否定方面的成果,认为这样的哲学只有经过一些重大改变之后才能上升为完善的哲学。所以,谢林打算同样以黑格尔那些供所有人阅读的著作中的材料来举证说明。他认为,在研究实存问题的实证科学还没有产生以前,同一哲学应当同自身作斗争,应当超越自身。也就是说,黑格尔必须努力引导同一哲学超越自身的界限,超越“存在”的潜在力、即纯粹存在的可能性,并且使实存从属于同一哲学。

怎么保证实现这一点呢?这可以反过来分析黑格尔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当时有一句话在哲学圈里流传,“黑格尔曾经同谢林一起上升到承认绝对,尔后同谢林分道扬镳,因为黑格尔认为,绝对并不是预先设定在理智直观中的,而是他通过科学途径找到的。”谢林在讲座中将其作为“讨论的主题”。他的解释是,同一哲学以绝对作为自己的结果,这不仅是就本质而言的,对实存来说也是这样。既然同一哲学的出发点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无差别,那么,由此可以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实存已经通过理智直观得到证明。黑格尔以这种方式毫不猜疑地认为,谢林是想凭借理智直观来证明这种无差别的实存、存在,但论据不足。其实,谢林说他并不想这样做,并且在其著述和演讲中多次声明过:同一哲学并不是实存体系。

至于理智直观,谢林指责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人“谁也没有到这段阐述的出处那里去寻找它,这个出处就是《思辨物理学杂志》第2卷第2册。”谢林的这种指责是武断的,在《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最后一篇“最近德国哲学”第四章“谢林”中,黑格尔引用了两种文献,除了《先验唯心论体系》之外,就是《思辨物理学杂志》第2卷第2册,特别后半段内容,几乎所有引文都来自这本杂志。谢林认为,对于理智直观,他是继承了费希特的,后者“凭借理智直观达到了直接意识,即达到了‘自我’;我接过了这一点,通过这个途径达到了无差别的境界。”既然理智直观中的这个“自我”,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主观的,它就进入思想范围,从而不再是直接的可靠的实存了。于是,理智直观自身连“自我”的实存也不能证明了。如果说费希特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利用理智直观,那谢林就不能以这种直观为依据来证明绝对的实存。因此,谢林认为,黑格尔不能指摘他证据不足,因为“我从来没有打算提出什么证据,他只能指摘我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我根本不关心实存问题。”

(四)“Potenz”三个阶段之间的关系

谢林还多次使用一个概念Potenz,这也大有深究的必要。

“同一哲学”之中的主体与客体虽然处于“绝对同一”状态,但在运动过程中,二者在整体构成中的比例和功能是有差别的、变化着的,谢林用Potenz来界定和衡量这些不同的阶段和趋向。他构造了Potenz三个种类,分别用第一、第二和第三来标示:第一趋向于“存在”;第二趋向于“非存在”;第三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自由活动。按照谢林的理解,第三Potenz在转化之前同直接的Potenz没有区别,并且它只有被排斥于前两种Potenz之外时,才能成为“存在”;只有前两种Potenz转化为“存在”时,它才能够实现。因而,理性的内在机体在这个Potenz的总和中“消耗殆尽”了。

值得注意的是,Potenz的三分法同黑格尔《哲学全书》所得出的观念、自然与精神三位一体“令人惊奇地一致”。事实上,黑格尔也使用过这一概念,他的正—反—合的运动、否定之否定原理就是阐释这一点的,但三者之间在黑格尔那里呈现出的是一个连贯的、传承的而又扬弃和超越的过程。如果把谢林关于Potenz的论述简化成理性的运动,那么它不外是通过否定而呈现的黑格尔式的发展过程的三个因素。

但从谢林的分析中,恩格斯发现的是他在思维方式上的“幻想性”和缺乏逻辑。他不能在纯思维范围内讨论问题,“每一瞬间都有难以置信、最离奇古怪的幻影挡住他的去路”,按照他关于Potenz的演进的描述,思想和精神的发展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追逐的不是逻辑、理性,而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幻影。”他的三种Potenz被彼此割裂了,固定化在分裂状态中,各有不同的“位置”,互相“排斥”“抵抗”“搏斗”“追求”。而相互之间的转化和“趋向”也是很偶然的、随机的,没有内在的动力、目标和规则,自然也不会显现出什么必然性。

与谢林不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贯穿其中的“强有力的辩证法”则认为,Potenz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是一种必然性的欲求和趋势,“仿佛觉得自己对思想观念的各个规定的不完善和片面性负有责任,便推动它们不断走向新的发展和复兴”。因此,谢林只把Potenz理解为各个孤立的存在或单元的自我意识,而实际上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是普遍的东西的自我意识、思维的自我意识和观念的自我意识。

(五)现实中的政治与宗教:革命还是认同(信仰)

非常吊诡的是,被谢林界定为“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的黑格尔哲学,以其“合理性”的诉求反映了变革现实的意向,为当时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根据,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恐慌。当然,哲学与宗教在黑格尔那里也是一个难解之结。尽管黑格尔极力彰显理性的功能,但他心中还有一个“世界之神”,是它创造了世界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东西都从它那里产生,最后又都返回到它那里去。但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个“世界之神”也染上了理性的色彩,并不是传统的基督教中的“上帝”形象。相反,他把“神”也理解为一种“精神”,或者说精神具有一种神性,只有它才是上帝在世间的最高体现;而当神在人类精神中完全展现自己的时候,必定也是以精神的方式出现的。逻辑推导过程是这样的:如果神是精神,而世界又是神的产物,那么很显然,世界也就是精神的产物。同时,黑格尔认为,这个“精神”不能等同于某一个人的“精神”,它是独立于我们所有人的,甚至独立于所有事物的,这就是“绝对精神”。这样的解释和描述虽然仍然摆脱不了宗教的影子,但很显然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上”的宗教,彰显和保留的依旧是理性哲学的本质和灵魂。

但转向“经验世界”的谢林却向现实“低头”了,一定程度上他认同官方的体制和基督教的信仰。谢林早年在蒂宾根学习时曾过着和修道院相差无几的生活,恭顺、服从、秩序是神学院的最高法则,但奴化教育却激起他强烈的叛逆和反抗,于是毅然走上了追求自由、独立思考和哲学创作的道路。但人生起伏,世事沧桑,到中晚年后,谢林却与巴伐利亚王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此得到很多世俗生活中的特殊关照,晚年更受普鲁士国王邀请奔赴柏林开讲,承担起“最终铲除黑格尔学说”及其影响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谢林晚年在从事哲学“创造”的同时,还做了广泛的《圣经》诠释工作。恩格斯认真聆听其讲座和课程,详细做了笔录,事后又对照其他听友的三本笔记进行了校订,发现“我们面前摆着全部教义、三位一体、从无中创世、始祖堕落、原罪和失去行善能力、基督以死赎罪、基督复活、圣灵降临、诸圣相通功、死者复活以及永生。”谈宗教并不奇怪,那么,更进一步来考察,谢林所讲的基督教同传统的基督教是否也是一样的呢?凡是对这一问题不抱偏见的人都会看出,二者当然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哲学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互不相容,使谢林陷入比黑格尔更多的矛盾和更糟的境地,致使他提供的既不是正统的基督教,更不是真正的哲学。

恩格斯指出,谢林借助于“魔法”从“不可追溯的存在”的无底深渊召唤出来的不仅有上帝本身,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由于这一切,谢林就在新的层面再次铸就了基督教的基础。而从理性的角度看,谢林费了很大的劲,创造出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以致于恩格斯甚至不惜用“前后矛盾、随心所欲理论、武断专横、漏洞百出、东拉西扯、臆测推测、杂乱无章”等词汇为其工作作出界定。

从谢林早期主张“受一定必然性支配的思维”到其晚年“自由而任意”地“思维”,我们看到的是“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中更加杂乱的东西”,而“这正是新谢林主义的实质。”“面对这样一种理论,只能再一次使人深信,当今基督教建立在多么薄弱的基础上。”注重实存、经验本来可能让谢林从纯思维的领域转向现实世界,关注“世俗智慧”,但他却转向了“上帝智慧”。不管谢林赋予“上帝”以什么样的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和功能,从“实存”“自由”等角度对神进行了多么新颖的诠释,但在事实上,在他那里,哲学“同教义相脱离这一点消除了。”

从谢林信奉“所有哲学的开端和终结都是自由”,到恩格斯将其在柏林的讲学内容视为“反对自由哲学的最新尝试”而进行批判,其中思想发展和价值追寻的这种曲折历程真是耐人寻味!

 

三、“谢林—黑格尔学案”对恩格斯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

那么,怎么看待恩格斯对谢林与黑格尔哲学差异的理解,特别是他对谢林的评论呢?

首先,恩格斯提供了迄今为止有关谢林在柏林讲座和授课情况最早、最完整的第一手文献。当时前来听课的学界名人很多,但只有恩格斯和克尔凯郭尔留下了记录,而对比恩格斯的这三篇著述,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哲学笔记”要简略得多。正因为如此,当代的谢林研究者在重现谢林当年讲学盛况时无一例外都以恩格斯的描述为首要参考,很多论著甚至直接搬用了恩格斯文章中的大段文字。但另一方面,当对恩格斯关于谢林哲学的看法做出评价时,很多论者却完全撇开恩格斯的具体论述,无视他煞费苦心的梳理和详细的甄别,武断地指责恩格斯是“基于纯粹的偏见”而做出的判断。而基于上述深入到三篇著述具体语境和论证逻辑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绝不是作为一个“外行”或“局外人”而展开“外围”表态和立场宣示。他不仅以身临现场和客观记录的准确性、事后认真对照和反复深思的严肃性大致准确地把握了谢林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差异,而且更结合对德国社会问题和时代变迁的观察,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谢林思想的实质、症结和困境,彰显了资本时代理性主义的意义。

其次,也应该承认,恩格斯的表达和理解的确存在一些瑕疵。旨在进行学理论证和辨析的文章本来应该少用形象化的比喻、文学性的描摹和夸张性的界定,在这方面无论思想上存在多大的差异,黑格尔和谢林著述的表达方式都堪称楷模,即便谢林的讲稿也是如此。而相形之下,恩格斯的三篇文章中,《谢林论黑格尔》和《谢林和启示》开头和结尾的叙述语言就有点花哨、尖刻和挖苦了,诸如“黯淡无光”“死刑判决”“他的体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都生命的最后一息”等,这些与中间部分的严谨的表达和严密的推论显得有点不太协调。至于《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则通篇模仿基督徒的口吻,用夸张、嘲弄的方式对待谢林,用调侃、反讽的手法辨析“启示哲学”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说理方面显得比较薄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到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强烈影响,恩格斯尽管也注意到了谢林讲座和授课中提及的“神的超神性(göttlicher Außergöttlichkeit)”、“有意识的无意识性”(bewußter Bewußtlosigkeit)、“活动的非活动性”(thätiger Unthätigkeit)、“无意志的意志”(willenlosen Willens)等情形,但他把这些视为“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关系”、“相互排斥的矛盾”而不予理会,并不认为这些也是世界的复杂性、精神的多层次性和人性的多维结构的存在方式和具体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恩格斯的思维具有明显的19世纪的理性化特征。

最后,必须指出,“保卫大师的坟墓不受侮辱”的恩格斯也不是完全的“黑格尔派”,因为在这些著述中也有对黑格尔的超越和对谢林思想的吸收。恩格斯站在黑格尔立场上辨析和评判谢林复杂思想的同时,也较为深刻地洞悉了黑格尔哲学形成的过程及其所表现出的“结论与原则”之间的矛盾。早在1810年以前,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已经显现出来,到1820年,黑格尔的世界观彻底形成。这使得他的政治观点及其以英国制度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打上“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同样黑格尔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这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黑格尔本人曾为他的学说所得出的强有力的、富于澎湃的青春朝气的结论规定了界限”,“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这一现象也再次表明,“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时代性局限所造成的黑格尔学说的困境:“他个人的见解固然是通过他的体系而纯化的,然而这些见解对体系的结论并非没有影响”,使得他的宗教哲学表现得过于正统,他的国家学说则渗入了很多虚伪的东西。而假如他能够超越当时的精神气氛和现实要素,更多地从纯粹思想和理性出发展开论证,那么他的宗教哲学和国家学说无疑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黑格尔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都是由此而来的。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则总是不受拘束和需要自由思想的,但是结论——谁也不否认这点——往往是受抑制的,甚至是褊狭的。”这种理解和分析无疑已经远远超越了黑格尔的水准。

此外,对于作为其“批判”对象的谢林思想,恩格斯也有所吸收。通过对谢林复杂思想的剖析,恩格斯一方面为像他这样“年迈的学术大师”竟陷入了信仰和不自由的陷阱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对于谢林年轻时“自由地、无畏地航行于开阔的思想海洋”,“青春之火在他身上化成了热情之焰”,“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的状况非常重视。在《谢林和启示》这本小册子最后部分,恩格斯以拟人化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在经过青年时代漫长的斗争和追求、于异国他乡长年漂泊之后“回到了自己母亲身边的”“自由的男子汉”,“克服了自身的分化,自己内心的分裂”,“迎来了自我意识的光辉日子”——“他就站在那里,自由而坚强,自信而又自豪,因为他身经百战,他战胜了自己,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只是到这个时候,他才过上了真正的生活。”这是恩格斯的向往,也是他的自况,其中不难看出谢林给他的启迪、对其思想的哺育和滋养。

而从恩格斯一生思想的发展看,这一阶段正是其哲学思想的起源时期。他之所以做这样煞费苦心的辨析,不是为了谋取博士学位,更无意于在普鲁士“思想斗争的舞台”上站队,而是为了锻造有效而深入地理解、思考和透析世界的思维方式。如果将这三篇著述与他之前留存下来的作品进行对比,不难看出这段哲学巡礼对提升他的思维水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现在留存的恩格斯最早的著述是183312月的一首短诗,中学时期的作品几乎都是文学习作。18387月—18413月他在当时汉萨同盟的重要城市——不来梅的一家商行当实习生。从1839年开始,恩格斯为《德意志电讯》《知识界晨报》和《总汇报》等报刊撰稿。他天资聪颖,饱读诗书,也善于观察和思考,从小对家乡伍珀河流域的社会状况和不平等的现实就有深刻的体味,而“不来梅时期”经商的经历更使他首次具体地感知了“商业的秘密”即在于“欺诈”,他还密切关注当时德国思想斗争的状况。他的这些少作同情穷人的悲惨处境,谴责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揭露宗教虔诚主义的蒙昧特征,鼓励人们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诸如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时代的倒退征兆》等篇可以说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社会批判比较高的水准。然而,反思这些作品,恩格斯自己也感叹:“说实在的,当我打算把这许多个别现象归纳到一起的时候,感到十分困难;必须承认,我失去了把它们同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联系起来的线索。”当然这可能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诸如“它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给予准确概述的地步,在规模和数量上还在继续增加”,但思维方式的制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显然,来到柏林加入青年黑格尔派并旁听了大学讲座和课程后,恩格斯突破了“不来梅时期”观照社会和时代问题的感性态度,进入了理性沉思阶段,思想巡礼的效应很快显现出来。184211月恩格斯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志愿兵服役,动身前往作为资本时代“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的“典型”——英国,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实习经商。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恩格斯不仅对资本社会的现实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体悟,更开始将当时业已成熟的国民经济学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反思,通过剖析现代社会结构来探求社会问题新的理解思路和解决方案。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说是“柏林时期”是哲学探索结出的最初的果实。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摆脱了对社会问题的感性描述。首先,恩格斯回顾了作为现代社会“商业扩展结果”以及与私有制发展相联系的国民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考察了重商主义特别是后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穆勒等人的学说,指出这些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资本社会的结构及其机制,但共同的症结在于掩盖了私有制的本质。恩格斯的分析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代表着最新的思维水准,奠定了透视和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基础,确立了从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向。其次,恩格斯重新审视了国民经济学的内容,对其中的关键范畴如价值、地租和竞争等做了批判性分析,并将这些范畴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中进行了现实考察,揭露了这些范畴本身所蕴含的矛盾。他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两方面的积累是并存的:一是财富的积累;另一则是贫困的积累。集中是私有制所固有的规律,随着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发展,私有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少数大私有者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鸿沟则越来越加深。“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特征。最后,恩格斯预见和探究了经济危机问题,明确指出危机是由资本社会本身决定的,是一种违反人们意志和意识而实现的必然性。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所以生产的扩大必然周期地被生产的缩减所打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必然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只能通过生产的周期性破坏表 现出来。

恩格斯的思考还在深化。身处曼彻斯特这个充满“荣耀和阴暗”的矛盾之地,他强烈地意识到,资本时代作为“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与“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广大的雇佣工人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关联,由此,他进一步的追问:当工业化的结构源自一种冷酷无情的资本形态时,会发生什么?然后,整个社会中又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只能到资本制度的历史形成和现实运作中去寻找答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首先,生产工具的改进促成了工厂制度的建立。从纺织业领域的变迁来看,1764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比旧式纺纱机的纺纱能力提高了8倍,大大减少了工人的数量,也降低了纱的价格。1767年,翼锭纺纱机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1785年,走锭纺纱机以及梳棉机和粗纺机的问世,确立了工厂制度在棉纺业中的统治地位。而同年,当瓦特在1784年发明的蒸汽机用来发动纺纱机的时候,更是引起了纺织工业的巨大变革。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带来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其次,工厂制度的广泛建立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分化。工业革命把手工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劳动者变成了工业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工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被挤到了无产者阶级中去”,“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最后,不同阶层的境况造就了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使命。机器大生产把许多工人聚集在一个厂房里共同劳动,并使他们拥挤在城市里,这种条件迅速地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意识到自己分散时软弱,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在通常的理解中,基于“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的副标题和恩格斯“要给英国人写一本漂亮的罪孽录”的自况,很多人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视为一本单纯揭露资本时代丑恶现象的社会学著述,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看到贯穿在这些材料、数据和事实背后的哲学思考。

如果将以上对资本社会的分析与“柏林时期”恩格斯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思想差异的甄别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段哲学巡礼在思维方式上对恩格斯的“塑造”。诸如,注重现实问题的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保持思想探索的持续性,看待世界的理性态度和历史眼光,坚持否定原则的辩证法,理论建构中的传承与超越以及“在批判中建构新世界”的特征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和谢林是恩格斯真正的“老师”。但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这里也超越了“老师”,具体表现是:无论是强调否定、具体、差异原则,也曾关注近代市民社会的黑格尔,还是注重“肯定”“实存”“经验”甚至激愤地痛斥“德国人是世界上最蠢笨的人”的谢林,始终在观念领域、思想范畴内观照、思考和理解世界,诚如这一时期与恩格斯开始结成终生“盟友”的马克思所说,他们总是“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迷雾的云兴雾聚之处”,他们并不清楚、也不愿意了解现实生活中在资本肆虐下穷人的苦难和困境,所以像黑格尔、谢林这样深邃的哲学家是写不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作品的。

然而,冲破唯心主义束缚、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恩格斯,并不是回到一般唯物主义,转变为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粗陋的唯物主义”“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和“客体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等等,而是与马克思一起建构了“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的唯物主义,“革命的”“实践批判的”唯物主义。

思想起源期这段较为艰难的哲学巡礼、谢林也包括黑格尔在内哲学思想在现实面前的失语,给恩格斯以深刻的启示,即需要“按照辩证法这一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的要义在现实与思想张力之间重构一种“新世界观”。他与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姑且可以归属为唯物主义谱系,但它不是唯物主义的一般形态,也不是与唯心主义完全对立、异质、不相容的哲学,而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是一种“新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既往哲学形态中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样,都是人类思维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说,它们都有或曾经有过合理的价值和意义,但从更高的角度看又都存在各自不可克服的局限和症结。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唯心主义、观念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挖苦、讽刺甚至痛斥,但这些只是对其哲学前提的荒谬性的揭示和批判,而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他们在新的基点上也注意到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主体性思想的重视、探索和发挥(而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或成果有限),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实际上也保留或继承了这一方面的有益因素或成分,特别是黑格尔、谢林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当然是经过改造的),是这一哲学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和更高阶段的超越。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马克思酝酿、建构其“新哲学”要旨、构架的1845年,但却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于1888年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单行本时才将其作为附录首次发表的。他还字斟句酌对其进行了文字上的校订,所以他不会不明白马克思当年的用意和苦心。这时的恩格斯已经68岁高龄,在经过数十年生活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艰辛历程之后,重新回顾、审视他们的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复杂关系,他又一次谈到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及其解体等情况,虽然没有提及谢林,但他指称“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这无疑也包括谢林在内。恩格斯还特别重申,“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认为“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史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为此,他强调,“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而“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过去我们习惯于从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述来观照、评价那些早期作品,现在不妨转换一下方向,从恩格斯哲学思想起源来看待诸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著述,从中不仅可以发现其长期以来思想探索的连续、继承、渐进和创造,而且也会对这些晚年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论证逻辑产生新的理解和思考,这也可以看作是恩格斯当年“朝气蓬勃”之时遭逢“谢林—黑格尔学案”而经受的思想历练所产生的长远而持续的效应。

最后,回到当代现实中来。本文的梳理和辨析也引发了我对全球化时代理性精神的一点思考。我们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不是“例行公事”般的活动安排或规划设计,不是只属于同行间的“沙龙雅聚”和“项目研究”,而是面对愈益复杂的局势和难题,需要向先贤请益,在他当年的思考中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参照。我注意到,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出现,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学界经常引入和转发西方“左翼”学者的极端评论,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在世,那就是他们对当今问题的分析视角和看法。请对照复杂而难解的现实困境,看看被视为落后和保守甚至已经“过时”的理性思维、整体观照方法、系统性原则较之于非理性情绪、个体中心、国家至上等,哪个更为有效、更值得珍视和弘扬?如果听任后者肆意泛滥,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资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从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中应获得的启示。(注释略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

发布时间:2021-01-24 18: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