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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对于人类社会中的政治以及社会治理来说,从君主民主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文明化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危机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在风险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凸显了出来,如果依然纠结于以谁为主的问题,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是需要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行动的。在从君主向民主的转变中,人民的身份从臣民转化为公民,但人依然是有身份的,只不过是把具体性的身份改写成了普遍性身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中,人的身份面临着彻底瓦解的局面,在每一项共同行动中,人都是以具体的角色出现的,即以行动者的角色出现。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次更为根本的变化,必将使既有的各种思想路线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君主逻辑中的思想路线颠倒为民主逻辑中的思想路线,所呈现出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今天看来,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所承载的新的社会变革相比,那场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显得那样简单。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任务不再是对社会进行逻辑上的颠倒。也就是说,如果对民主的思想路线再次实现颠倒的话,显然无法承载起全球化、后工业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需要围绕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去开展一场全面的创新性思想建构,并为后工业社会的建构提供新的且可行的方案。具体地说,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工业社会中走上了神坛的民主政治是否适应于风险社会,它能否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得到坚持并延续下来?

丘吉尔在为民主辩护时说:民主是一切可以想象出的政府中的最坏的形式,但除了那些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尝试过的政体形式之外。看上去这个辩护是强有力的,是不容置疑的雄辩。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他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实际上是在谈论历史。历史是在否定中前行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历史上曾经存在现已丧失合理性的东西与现存的东西放在一个桌面上进行比较呢?难道我们非要把从坟墓里挖掘出来的一件瓷器去与今日的景德镇产品进行比较而挑剔其工艺上的粗糙么?对于民主,基于某种想象中的完美形态而去加以批评,是出于改善的目的。而且,之所以要提出批评,恰恰是以默认的方式肯定了它曾经拥有的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心念深处,已经凝结起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相信既存的总会被一种更加完善的东西所替代,至少,新的现实对那些正在成为历史的东西作出了否定,要求有新的建构去适应新的要求。所以,对现实存在的批评性审查,目的是要自觉地寻求那种更为完善的东西,使其转化为现实性的存在。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建构起来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值得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去为之辩护的,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应当加以极力维护的。然而,时过境迁,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则需要根据历史转型和风险社会的现实去重新认识和评定民主政治。

一、民主是有条件的

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旧的习俗和道德的衰弱不会与革命同步发生,而会表现出滞后的特征。在欧洲近代早期的革命中,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一点。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孟德斯鸠和歌德所描述的旧的习俗和道德的衰落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才完成。经过150多年,欧洲社会的习俗最终消失,地下世界浮现出地表,从而在文明世界的政治和声中才会听到奇怪的声响,我想,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发端于17世纪的现代,真正带来了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1](p52) 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新旧观念、规范、行为方式等各种各样的冲突需要进行反复较量,才能出现除旧布新的局面。不过,得益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旧世界,实现了从君主制向民主制的颠覆性转变。今天,我们再一次面临着社会变革的问题,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开启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当我们已经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这一历史过程似乎再次复现。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对科学和民主的)信仰等等构成了新习俗,它是一种不同于工业化、城市化之前的习俗,对于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治理而言,有着巨大的积极价值。然而,正是这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蒙蔽了人们瞻望后工业社会的双眼,束缚着人们前进的脚步,也致令人们在风险社会中进退失据。尽管此时人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类已经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意识到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项必须承担起来的历史性课题,而在行动上,却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作出相反的行为选择。阿伦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对古罗马的考察中去看传统的生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的。在古罗马那里,对过去的记忆关乎传统,也正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常识的发展找到了自己在政治上最重要的表达。从那以后,常识就由传统所束缚和滋养,以至于当传统的规范不再有意义,也不再能够提供普遍规则以统摄所有或大部分具体个例的时候,常识便不可避免地委顿了。同样地,正如我们共同的起源一样,过去――我们共同的记忆,也遭到了被遗忘的威胁。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刚刚开启的时代,更多的人是战斗在反遗忘的战线上的,以工业社会传统卫士的形象出现,试图把已经出现了的变革和正在发生了变革的这个社会拉回到旧轨道上去。而且,仰仗着话语权依然强盛的优势,发出声音时更显得铿锵有力。痴迷于工业社会传统中的受众在人数上也是非常壮观的,甚至在民主的逻辑中上演着民粹主义的狂欢。他们凭着常识而以夸张的方式去表达那些对全球化、后工业化及其演化方式的阐述的反感,即便是身受社会风险以及危机事件频发之苦,也要捍卫来自于工业社会传统的民主政治及其社会治理模式。虽然人们对民主政治倾注了无限热情,但我们必须指出,民主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只能选择捍卫民主和只能过民主生活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对民主政治的忠诚不能成为我们不顾现实的要求而认准了民主政治这一种政治生活方式的理由。斯洛特戴克在描述美国的政治特征时说道,美国政治以昂扬的姿态,趾高气扬的态度登上讲台,极力宣传着自己的动力,竭力宣传着民族的苦难,行动之前便对于即将取得的胜利满怀信心,总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自行修改成果的决算,单调发音且单方面列举发起的打击的正确性,另外,也总会把美国这一系列的牺牲者用形成惯例的庄严仪式进行安葬,而对于另外一方面为数更多的牺牲者,则只是草草地形式化的表达出一些遗憾了事……美国投入它的战舰,去推行自身海上霸权,巩固对世界的控制;像一个现代的殖民主义国家一样,美国在使用它们的空中和太空力量,以期在完全不对称的战争中,实现对完全无力与之抗衡的弱小力量的绝对打击;像一个修士一样的强权,主张自己的入侵权利,按其意识,把上帝赐予的礼物――在有些情况下,这个被叫做民主’――强制地塞到那些并不情愿接受者手里,如果可能,也不惜动用武力。至少美国的政客在表面上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我认为是好的,送给了你,你就必须接受,如果你拒绝了这么好的礼物,我就一定要惩罚你。比如,中国在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这让美国政客感到十分不爽。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所指定的道路去取得这些成绩。根据美国政客的逻辑,中国因为没有走在他们指定的道路上,所以才是一种威胁。与其说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威胁的话,毋宁说他们感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他们构成了羞辱。所以,要通过诸如贸易战”“禁运”“炫耀武力和一系列过激行动等方式来教训一下中国,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中国取得更大的发展业绩。这是在时间之轴的截面上所看到的情况,而在时间之轴的纵向维度上,当人们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当人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会不会把工业社会中那种对民主的情感和信念带过来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在这方面总是有着过激的表现。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许多民主方案都是以理论构想和逻辑证明的形式出现的。在民主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的过程中,代表(议)制模式取得了极大成功。尽管在后来的两个世纪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理论探索,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修正方案,出现了精英民主制、多元主义民主制、协商民主制以及近期得到了许多推荐的参与式民主制,但代表制一直是贯穿于其中的主轴。艾丽斯??杨在证明代表制的必然性时指出,即使在由数百人组成的集会中,大多数人都将会成为更加被动的参与者,他们倾听着少数人代表少许几种立场与态度来表达意见,然后加以思考,进行投票。更确切地讲,除了那种小型的委员会之外,各种来源于时间与互动方面的特征也导致了事实上的代表制。关键的问题还是民主政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可操作性的问题,固然可以畅想直接民主的各种优越之处。但是,无论多么美妙的想象,如果无法付诸实践的话,都只能是空想。所以,对于大规模的公众社会,就那些普遍关注众多人口的问题进行讨论,只能求助于代表制。可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急速运行的社会总是在把某个问题推展到我们面前时又让它转瞬即逝,在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时代,我们并不知道在何时何地有可能诞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群体并需要代表去代表它,在几乎所有任务都具有急迫性的情况下又如何容许人们围绕某个问题进行从容的讨论。所以说,代表制以及它所代表的民主政治,只是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宠儿。在风险社会中,当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关于民主政治的可操作性问题的思考就会让人发现,代表制所要代表的东西因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丧失了。显而易见,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流动性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出现了社会非结构化的境况,使得那些原先受到社会结构束缚的要素得到了解放,从而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们完全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羁绊而自由地选择参与到哪一个合作行动体系中。此时,人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增益于人的共生共在,参加到什么样的合作行动体系中才能使自我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而不是计较于什么人能够代表和怎样代表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从人类进入21世纪的情况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流动性使一切实体性的存在都呈现出液化特征时,事物的固态价值开始变得模糊甚至不可捉摸。这个时候,行动的价值就会跃然而生,并去填补事物的价值退场后留下的空场。我们看到,在英国于1880年统一使用格林尼治时间之前存在着几十种时间,统一到格林尼治时间的历程是极其艰苦的。特别是在人权观念和自治意识觉醒的条件下,每一个被要求放弃该城镇时间的居民在心理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羞辱,他们感受到了尊严受到侵犯。但是,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兴起的运动中,一些国家在使用统一时间时,不同地区的民众却没有感受到羞辱,甚至没有人对关系到每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的这种重大问题表示质疑,那就是,在没有经历过充分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情况下,权威机构武断地决定了统一时间并强加给会延续很多代的全体居民。这反映了一种何等极端的霸权,却未曾见到对此作出质疑的声音。这说明,民主所关注的事项都需要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去把握其重要性,而且要以当时人们的心理取向和心理聚焦而言,并不存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和任何语境下都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做出决定的社会事项。所以,对于人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是否选择了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并不是必然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的关于政治主体和社会统一体的观念变得模糊不清。到处都可以说,最重要的走势已经脱离了既往的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今天的问题和解决昨天问题的人(其实实际上是明天的问题和解决今天问题的人)无法契合。我们无法设想工业社会以强势话语形式出现的那些东西在解决今天的问题时有着优异的表现,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推举领袖和形成精英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还能承载起我们的梦想,显然是一个值得发出疑问的问题。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唯有变动是不变的,一切都因具体条件而定,一切被确定下来的也都只具有暂时的合理性。我们唯一寄托希望的就是时时创新,在创新的行动中去解决所遭遇的一切问题。所以,带着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观念的人是昨天的人,他们是没有能力去解决今天风险社会中的问题的。风险社会中的人应当有这个社会中特有的观念,并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造就适应于在风险社会中开展行动的能力,进而,才能解决这个社会中的问题。总的说来,如果不关心社会治理的实际而仅仅于书斋中品茶论道的话,我们是可以勾画出最为理想的民主模型的,而且,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社会为了民主而放弃一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承认,一种理想的民主理论必须解释在文化与社会地位存在广泛差异的情景中实现沟通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民主理论需要一种宽泛、多元的沟通观,即沟通不仅包括对共识的表达和扩展,还包括对不被共享的意义予以提供和承认。可是,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见解:民主并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立即就会发现,对民主问题表现出的过分关注,甚至将其神化,实际上是人的某种恋物癖在社会建构中的反映。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人在使用某种工具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却爱上了所使用的工具,每天凝视和端详着他所使用的这件工具,希望把这件工具雕凿得更加称心如意。那样的话,这件工具就成了他生活和活动的全部目的,至于本应做的事情,却被忘却了。对于人的社会生活而言,民主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关于民主问题的思考可以形成无比精致的思想,然而,一旦将思想放在实践中,就需要考虑思想对于具体条件的适应性问题。比如,当我们从决策的角度去看民主时,就会看到,民主在实质上是一个责任分摊机制,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意味着每一个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的人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在人人都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出现了后果责任的时候也就无法进行追究了,这就是所谓法不责众。在英国脱欧的问题上采取全民公投,意味着这一做法无论是对还是错,全体公民都负有责任,而政治家则可以轻松地逃避责任。如果责任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设置和规定,而是来自于人的内在知觉的,属于一种主观责任,那么,是否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分配和分摊责任?这无疑就是对是否使用民主的方式去分配和分摊责任作出了怀疑,而对这个怀疑的回答则是,民主的方式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已经丧失了。在风险社会中,我们认为,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分配和分摊责任会存在着科学理据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会因为不确定性而使责任无法进行分配。这样一来,唯有行动者的道德意识,才能够解决责任担当的问题。社会差异化造就了不同的群体,而每一个群体都通过自己的代表进入了政治过程之中,这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的确,在工业社会的差异化过程中出现了群体多元化的局面。应当说群体多元化有着三个方面的形成路径,其一,原先的阶级或阶层进一步分化而成为诸多更加多样的利益群体;其二,原先受到压抑或掩盖了的具有相似性特征的人群因表面化而构成了新的身份群体;其三,由于人的流动而在新的居住地形成了文化群体。虽然还会有诸如经历、兴趣、偏好、居住地以及精神上或物理上的相邻关系等构成的群体,但上述三类群体是政治色彩较浓的主要群体,而且它们的要求和主张也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群体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达到了很高程度,以至于对传统的民主政治以及政府的社会治理构成了巨大挑战。不过,进入21世纪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却又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群体构成形式造成了极大冲击,正在将这些群体撕裂,使它们分解成流动的、随机耦合性的群体,而不是像在20世纪后期那样有着相对稳定的存在形式。正是这一原因,社会的差异化程度再度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阶上。然而,从理论思考和政治运行来看,人们还停留在20世纪后期的群体多元化、多样化的情境中,而不是将视线转移到21世纪新出现的这种流动的差异上来。因而,对于因为流动的差异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也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可以说,未能给予关注,更不用说做出深入的思考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构成了风险社会得以生成的原因。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怎么能任由这种不断生产着社会风险的政治运行方式继续运行下去呢?

二、行动者是自治的

历史进步的动力包含在人们的理想之中,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去建构世界的。但是,人们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又往往会对理想本身进行论证,会到古老的历史及其传统中去为理想寻找证明和加以实践的根据。比如,公民作为人的政治的以及法律的身份是在脱离臣民身份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但公民却不是一个完成了的身份形态,而是处于发展中的,是一种需要根据公民理想而不断加以形塑和建构的身份形态。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人们一直去追求一种理想的民主生活形态,思想家们也受此激励而去制作和不断推陈出新民主理论,并努力将其转化为社会实践。然而,人类历史却有着某种超出了人的意志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发展道路,它并不满足于人的某些特定理想的实现,而是在运行到了某个时刻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告诉人,那些特定的理想是不可能有着持续实现的希望的。也就是说,往往会在那个时候告诉我们,社会将要实现一次转型,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去确立新的理想。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迹象看,人的身份正在失去价值,不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是正在不断地表现出了消极影响,甚至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中发挥着阻碍作用。我们相信,到了某一天,公民身份的意义将会被作为行动者角色的功能完全取代,或者,公民作为一个概念将完全失去对人加以政治定位和法律定位的功能。不过,在今天,民主作为一种理想以及希望对公民身份进行不断建构的理想,却一直感召着人们和指引着人们的行动,为了防止人们对源于近代早期的伟大社会理想提出质疑,还总是到古希腊、罗马等古代社会中去发现公民及其公民政治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证据。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从历史上去寻找现实存在的根据,致使农业社会的等级身份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遭到颠覆之后却仍然保留了身份。工业社会依然是在人的身份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也是建立在人的身份的基础上的。在工业社会中,人的身份是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几乎一切设置的前提,也是社会治理活动得以展开的条件,民主政治生活正是建立在人的公民身份的基础上的。所以,对社会治理的考察需要从人的身份变动中去作出解读,对社会治理演进历史以及前进方向的把握也需要在身份的嬗变中发现脉络。当社会的流动性对人的身份的冲击致使其瓦解的时候,当风险社会对身份作出否定而直接将风险加予人的时候,人们也许被置于一种无身份的状态,那样的话,建立在人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还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就是一个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身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规定,人的公民身份就是由民族国家授予和确认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代际继承可以使人的角色得以延续,因为人一出生就被置于某种由历史以及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世界中,并在成长中获得一些给定的价值,而且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必须接受既定的制度框架和遵守已有的规则。即便是在家庭中,享有和继承前辈的社会角色、财富、人脉关系等,也会使前辈曾扮演的角色延续下来。只要民族国家没有发生改变,归属于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也就会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总的来说,各种社会过程与社会互动将个人置于诸种先在的关系与结构中,并且这种社会定位决定了他们是谁。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角色和身份的延续变的不再可能,每个人在走向社会和成为行动者的时候,都要自己作出角色选择,特别是在人不断流动的状态下,其身份对他而言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连续性的中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因为高度的社会流动性,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是人一出生就必然会被置于其中的习俗、观念、价值和结构性的社会关系都转换成了各种影响人们成长的可能性,在人们成为行动者的时候,所面对的总是那些具体性的任务和合作行动过程;在人们所进入的每一个合作行动体系中,所存在着的都是不同的环境,对人们提出的也是不同的要求。因而,所有那些影响和决定了人的外在性因素,都有可能随时被更换。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人们自己作出的自主选择而不是来自于历史的延续成为人所是的那个样子。具体地说,就是人随机性地选择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不再受到身份的约束。自我选择就是自治的理想境界,是对无论是外在性的规则还是获得性身份规定等的超越。直到20世纪后期,艾丽斯 · 杨所看到的还是,通过赋予和限制行动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包括使人们之间的优先次序与顺从的关系得以可能,人们置身于其中的诸如阶级、性别、种族与年龄之类的社会结构成为了个人生活的境况。正是这些限制,置人于他治的状态。在今天,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为我们展现出某种迹象,那就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每个人所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除了年龄的因素可以形成对我们的行动者角色扮演的约束之外,其他因素都将消失,即便身份等外在书生 的规定成为某种在特殊的地方仍然能够看到的社会现象,其影响也会被社会的网络结构所消除。对行动者而言,正如艾丽斯·杨所说的,成为行动者就意味着,你可能会接受那些决定着你的生活的约束与可能性,同时,也可能会运用你自己的方式变革其中的某些事情。至少,你在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能够主导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受到限制。这意味着你在自治方面拥有了主动权。其实,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观念的确立,对行动者构成约束的就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而把自己融入到合作共同体之中的信念。这种融入不是失去自我,反而恰恰是自我的自主性的充分实现。民主政体中的实践与其理论完全是两回事,理论上任何人都能够竞选公职、成为领导者或建立政治组织,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这么做,而仅仅是生活在民主政体中,在这些政体中,其他公民被赋予权力去制定具有约束力的、会影响政治共同体的集体生活的决策。无论这种对积极政治生活的回避是一种自由选择,还是一种集体行动的组织逻辑必然导致的结果,抑或是当前社会条件中的一种偶然且可修正的特征,事实依旧是:生活在民主政体中的绝大多数公民介入政治的方式表明,他们承认其他人才拥有权力、影响力、责任、突出的地位,以及出色的政治领导力和政府公职。这种情况看似根源于人们的主观判断,是自我基于对自身的判断而作出的选择,主动放弃理论上的自己应有的权利,实际上却是由政体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决定的。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地就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是代表制给他们打上了一种深深的烙印,让他们总是以为那些宣称代表了他们的人可以替他们做好那些事情,或者,以为自己置喙无益,而且也没有切实有效的参与行动的通道。特别是那些经过尝试无功而返的人,则会将某种挫败感保留终生,并劝诫和警示他人。结果,虽然民主是一个好听的字眼,而生活在民主体制中的人却对理论上开列出的他们可以行动的条目表达了冷漠。一旦对一切都持有冷漠的态度,他就会变得更加被动,听凭他治。从历史上看,在民主化初期,人们会被民主字眼激发出巨大的热情,有着强烈的行动冲动,而在民主政体得以确立后,至多只在选举日受到了高分贝的宣传鼓动才勉强采取了行动,像看马戏一样欣赏着大选辩论和各种表演,尽管只是看客,却被说成是参加了集会。在投票站,也是心不在焉地在某个候选人的名下勾划了一下而表明自己尽了选民的责任和公民的义务。总的说来,绝大多数人并不对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民主政治抱持严肃认真的态度,而这恰恰是这种政治的规训把他们形塑成了这种人。我们必须承认,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政体以及由这种政体引发的公民政治态度并未带来危及到了个人和社会生存、延续等问题,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每个人都有可能随时受到突发性危机事件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观众、看客的定位完全不可能了,而是必须成为行动者,而且是随时准备行动的行动者。甚至可以说,在他人行动的时候,我已经以关注的方式而行动了,更不用说我以提供某些支持的方式而加入到了合作行动之中。客观上讲,在风险社会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每个人都应当是行动者,或者说,每个人都是天然的行动者。但是,相应的政体支持则是必要的,既有的民主政体显然难当此任,以至于我们提出了合作政体的构想,期望它将是适应于和保证每个人都成为行动者的政体。合作政体无非是由每一个行动者的自治构成的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外在于行动者的约束机制。一种来自于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传统极力推崇自治,要求把民主归结为自治,或者说,把自治看作为民主的理想形态。虽然在近代以来的民主实践中从未真正实现这种理想,而且法律的他治功能和属性本身就是与自治相悖的,但是,从理论上看,关于自治的构想是可以在逻辑上解决民主政治的观众与行动者相分离的问题的。不过,也存在着这种构想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作为法律之下的自治必然会遇到其法律从何处而来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会陷入主流民主理论的争议中,再一次把观众与行动者的分离纳入到了视线之中。结果,所看到的情形就是,作为一个只是观看政治的非参与者,观众并不做出决定,也不制定法律,因此,他们存在于集体性作者和自我立法的过程之外。也就是说,即使民众在自治的意义上成了行动者,而他们赖以开展自治的法律前提,或者说,决定了他们成为行动者而不再是观众的法律,却是在他们还是观众的时候就由他人提供的。即便那些法律是承袭自前一代或前几代的,也是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人制定的。这就是托克维尔一系的民主自治理论必然要遭遇的理论上的尴尬局面。对于合作社会中的自治而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合作社会中的自治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理念的自治,而人的共生共在是由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推展出来的客观命题。它作为一种理念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接受与否,而是一种客观性的绝对命令。即便将此强行地说成他治的话,那个也应改写成。总之,在政治上,合作的社会是自治的,而且这种自治更多地是在人们共享人的共生共在理念之下的自治,与法律之下的自治是不同的。显然,从历史上看,所有出现过的自治无非两种:一种是共有理念下的自治;另一种就是法律之下的自治。基于民主理论而建立起来的自治模式属于法律之下的自治。从这种自治的角度看,基于共有理念的自治是粗陋的和不具有可操作性的。但是,在合作的社会中,或者说,在这个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即便构想法律之下的自治,也需要把法律与法条区分开来,即需要在基本原则或理念的意义上来理解法律。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共有理念下的自治了。在历史性轮回的意义上,它虽然是理念之下的自治,却是对法律之下的自治的超越,属于一种更高文明形态的自治。格林说,一种以自我统治的理想为基础的道德及政治哲学依然是当代民主思想中的关键――确实,这一理想在实质上垄断了当下从规范性角度对于民主的思考。各种各样的民主模式――商谈民主、多元主义、意见聚合派、参与式民主――继续在为这个理想背书,并且希望实现这样的政体:法律约束的对象同时也是法律的制定者。应当说,被认为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民主理想没有错,而且也一直激励着民主理论家的不断探索,只是现代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无法实现这一点而已。对于现代民主政体而言,出于可操作性的要求,只能采取代表制这种形式,致使政治生活的方式被形塑成了人们常说的形式民主,而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想也就无法实现了。鉴于此,只有寄望于实质民主的建立去实现亚里士多德的民主理想。正是对实质民主的追寻,促使我们去构想一种不再以民主命名的合作体制。合作体制将实现对形式民主的超越,它是实质民主的实现,也可以说是民主政体的完形形态。如果我们不是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自我统治这个词的话,在这种合作体制中,人们实现了自我治理,成为自主的行动者。这也许就是所有民主理论中的自治理想的实现状态。

三、霸权意味着危险

怀特认为,在科学研究方面,实证主义形态的科学是所有叙事中最为宏大的叙事。知识分子相信,严格遵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中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就会产生普遍的真理、正义、繁荣和美。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更是以为,只要手中掌握了那些可以归结为简单几个条目的方法,就可以应对一切社会问题。这不仅是一种迷信于方法的宏大叙事,而且已经转化为了霸权主义,成了以科学代言人自居的学术霸权。宏大叙事是一切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无论是政治民主的话语霸权,还是集权体制的权力霸权,都是源于宏大叙事的。是因为有了宏大叙事,才会有人从中产生出要求代表真理,代表正义的冲动,并付诸于行动。反映在民主政治中,就是要求人去代表人,而且总会有人站出来要求去代表由他人构成的群体。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走在去中心化的道路上的,正如吉登斯所看到的,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无中心化,不受任何国家集团的控制,也很少受大公司的控制。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和在其他地方感觉差不多。全球化的地方性表现就是,在去中心化的逻辑中,不允许存在着一个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中心,因而,也就不需要通过代表的方式去形成中心。也许西方世界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从热情推荐全球化转向了反对全球化的立场上。因为,全球化的去中心化意味着对霸权的冲击,而这一点是西方霸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即使在其国内,多少个世纪的政治家稳坐于政治体系中心的位置也受到了去中心化的挑战,让政治家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霸权本身就意味着排斥、压制和独断专行,在风险社会中,任何一种形式的霸权都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话语霸权,对人的行为和行动的束缚是系统性的。我们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中,所遭遇的最大的话语霸权就是民主话语。我们看到,在描述美国制宪之父所创建的民主国家是如何最终走向了反民主之路时,伍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尽管联邦党人的成就是伟大的,未来美国政治的成本却是高昂的。最受欢迎的民主的辞藻可以为贵族体制做解释和辩护,联邦党人运用这种花言巧语排除了美国理性传统的发展。在理性传统中,不同的政治理念与不同的社会利益之间是紧密地、名副其实地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1787年的联邦党人促进了美国政治中对任何贵族概念的否定,鼓励了美国人的以下信念:民主之弊会被进一步的民主发展所解决。正如18世纪90年代的联邦党人最终惶恐地发现,自宪法创制以来,美国的民主不再被质疑、讨论和受到挑战,而是成为一种所有美国人和美国的机构必须毫不犹豫去遵守的坚定信仰。民主拥有了霸权,民主具有了绝对性,成了至高无上的非人格性的君主,是一种必须加以接受和不容怀疑的信仰,因而,成为一种失去了发展动力的、僵化了的治理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其实,这不仅仅是美国政治所付出的代价,它同时也因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而被加予其他国家,让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为之付出了代价。在民主的霸权面前,几乎整个人类都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批判精神蜕变成了迷信,从而使整个世界成为上演民主悲剧的舞台。比如,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美国却巧遇大选,为了大选,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集会,因而致使更多的人感染病毒。从美国的做法看,为了一个人当选总统,是不惜让众多的人感染病毒的。在这场瘟疫流行期间,人们已经认识到每一个感染者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是,为了选举,也就是为了民主程序,人的生命似乎并不重要。也许人的生命与民主政治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在瘟疫流行期间,却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在比较中,人们是否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的生命与民主政治的游戏,哪一个更为重要?民主政治使人堕入了一种死胡同中。在2020年瘟疫流行期间,美国在任总统心心念念中是如何连任的问题,根本没有把抗疫作为重要事项对待。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谁来指出这一点,那就只能通过投票来决定。为了在投票中取得更多的选票,责任甩锅、制造国际冲突、煽动民粹情绪等极其恶劣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是采取无赖的做法。可见,民主政治已经腐烂不堪,而人们却因为对它的信仰而不愿意去看它腐烂的一面。格林认为,无论是理论上所构想的还是实践中施行的民主,都只是到或到的民主。也就是说,只是看起来如此,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政治声音是某种我们很少演练的东西,只是在定期的几次投票、偶尔的几次民意测验以及对我们关注的特定问题进行探究时才运用。如果我们的候选人获胜了,或者我们的特定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决,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声音确实被听到了;但若因此就以为人民在说话,而非选举获胜的某些多数派或者组织良好的少数派在说话,那就无疑是太过自负的想法了。无论如何,关键之处在于:我们的绝大多数政治经验(无论作为投票者还是不投票者)并不是参与到这种行动中或者决策制定中,而是观看或者倾听积极参与的其他人。其实,民主本身就包含着霸权,当人们投票结束而选出了领导人,投票者立马就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那个经由他们投票选出的领导人就掌握了话语霸权。本来,民主一词意味着人民是行动者,实际上,以公众形式出现的人民仅仅成了观众。民主行动是以政治行动的形式出现的,成了政治家的行动。比如,当发生恐怖袭击或者自然灾害威胁到政治体生活时,多数人只能旁观,希望那些有权做决策的权威明智地使用他们的权力,以惠及那些只能眼看着危机发生的广大平民。这也就是说,大多数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用其声音与政治发生关联的决策制定者,而是用眼睛与政治发生关联的观众。在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被政治体制区分为行动者和观众的时候,而且观众于其中占绝大多数,那么行动的力量就是极其微弱的。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我们期望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成为行动者,通过每个人的行动去赢得人的共生共在。这样一来,就会看到,民主体制实际上妨碍了每个人都成为行动者。民主体制通过代表制而将话语集中了起来,确立了代表的话语资格的同时也剥夺了人民的话语。失去了话语的人是不能够成为行动者的。这是因为,作为行动者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拥有自主权,没有话语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自主权。所以,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即公众并不是真正的行动者,他们受到话语支配,而且那种支配着他们的话语是以霸权话语的形式出现的。当我们在风险社会中去看政治的时候,当我们认为风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行动者的时候,我们是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霸权的。既然民主政治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运行的体系,我们根据风险社会中的行动要求,也就希望用合作体制去替代民主体制。只有建立起合作体制,每一个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行动者,才能积极地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开展行动,才能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贡献自己的那份力量。当然,作为日常经验固化的观众身份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人们对这种身份的接受使得人们不愿意去扮演积极行动者的角色。格林指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观众身份这个难题反映在传播技术(特别是电视)的兴起上。这些技术通过将观众身份固化在日常政治经验的结构中,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生活的行为。通过大众媒体表达自身意义的组织和资源使得行动者与观众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转换的可能,毋宁说是造成了一个只能观看政治精英这个较小群体表演的半永久性观众阶级。显然,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风险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的现实,决定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被允许成为观众,每个人都需要投入到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之中,这既是义务也是责任。工业社会的那种无论是通过政治运作还是技术格式化建构起来的观众,都不应被带入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一方面,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客观现实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成为行动者;另一方面,在民主体制的终结过程中取而代之的合作体制是具有充分的包容性的,是能够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包容到合作行动中来的。几乎所有的民主理论家都抱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认为民主指的恰恰就是一种被广泛地认为道德上优越于其竞争对手的体制,是向政治生活中注入了道德理想的体制。然而,在民主的行动者仅仅是那些社会精英时,作为观众的人民却经常性地受到他们的蛊惑、愚弄,并煽动起来去达成他们的目的;他们操纵、控制着公众的思想和行为,把他们个人的以及小集团的意志嵌入到公众的头脑中,让公众相信那些是公共意志;他们对公众实施着无所不在的支配,动用国家机器去侵害公众本应拥有和获得的普遍性利益,却将其称作是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以民主的名义开展的社会治理不仅是不道德的,反而是一种用温和外衣遮掩了的暴政。如果考虑到这种政治在日常表现中是通过官僚集团的行政活动去加以演绎和进行诠释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用科学化、技术化的方式去落实暴政的治理活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它都是反伦理的,根本与道德扯不上什么关系。所以说,民主政治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政治,真正道德的政治应当在对民主政治的超越中诞生,它就是我们所构想的合作政治。只有道德的政治才不会谋求话语霸权,才会唤醒每一个人投入到行动之中,成为行动者,而不是听凭自己被窃取的话语霸权的支配和控制。显然,风险社会对人类所提出的要求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行动者,而且只有成为行动者才能融入到命运共同体之中,才能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开展行动。

文章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5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0-12-05 22: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