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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平:初心与复兴——以毛泽东为例

 

  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节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完成。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近几年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建设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乃至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风险,但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自身优势提供了契机。能否顶住美国霸权主义全方位打压,能否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困难,在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根本在于自身是否坚挺,在于我们党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能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民为本,团结一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真分析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初心是什么及怎样形成的,也可以明白革命先辈们一生初心不变的原因。这对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初心指的是一个人、一个党最初立下的奋斗目标或志向。这种目标、志向的确立要经历复杂的过程。

  毛泽东出身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普通农家,幼时常住湘乡外婆家,纯朴善良且极富同情心的母亲对他影响较大。他八岁开始上私塾,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早晚要放牛拾粪,不断参与家里的农活,因此他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立什么样的志成为少年毛泽东不断思考的问题。1910年秋,16岁的他离开韶山赴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时,曾改写了一首立志诗,留在了父亲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诗表明了他不愿做庸碌之辈,但也还没有明确的志向。然而,当走出韶山,特别是到长沙读书,通过所学所见,毛泽东打开了眼界,体会到国家之危亡,接受了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从毛泽东一张还书条就可以看到他在关注什么。他借阅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广泛介绍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的刊物,当年风靡一时;另一本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也是疾呼中国社会必须改良的新潮书刊。这些思潮对毛泽东的影响,从其中学作文《商鞅徒木立信论》也可以明显看出来。该文一开始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徒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开民智”正是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总结教训得出的结论。他在《新民丛报》第一号上发表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就说:“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

  19151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57日进一步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此,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集资刊印《明耻篇》。毛泽东在《〈明耻篇题志〉》中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已将自己的志向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当时他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并且激励朋友“足下有志于此乎”。接着,他又在《至友人信》中表示“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并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由此可见,中国积贫积弱受外国之欺侮的时局对于青年毛泽东影响至深,已经激起了他的献身精神。

  毛泽东不是崇尚空谈的人。他自小就记住了孔子说的“讷言敏行”,后来他为两个女儿名字取名为李敏、李讷(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一旦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毛泽东就以自己各方面的行动实践着这样的志向,并且持续进行艰苦的探索。关于这方面的事迹很多,譬如他努力以各种方式锻炼身体,以备将来迎接艰苦斗争。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强调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指出体育运动不仅强筋骨,而且“足以增知识”“足以调感情”“足以强意志”,认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再如,他有意识地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寄发长沙部分学校,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十分突出的是,他几次利用假期约了要好同学,不带分文到湖南乡间“游学”,边走边了解民情、结交朋友,一走就是四五个县好几百里地。在主持第一师范学友会时,他还为工人办夜校,不收费。1918年春,他又与志同道合者组织了新民学会。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自觉学习求知,在如饥如渴的学习中,他还十分注重方向和方法,重点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且“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除了学习书本,毛泽东还不断求教于老师,且不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杨昌济,就是黎锦熙先生五个月里他就拜访了近20次,黎锦熙到北京后仍不断通信求教。

  尤其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17823日《致黎锦熙信》中提出了“大本大源”的思想。他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还指出:“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生无志。”青年毛泽东的这段话道出了真谛。他所立的志是“动天下”之大志,不仅是主观的意愿,而且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性,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的可能性,才真正值得以毕生的奋斗乃至牺牲来追求。而这样的志又必须从大本大源上来探求,必须从哲学高度来思考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毛泽东孜孜以求地仔细聆听和阅读杨昌济先生所授《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的原因。

  笔者有幸在湖南参加社教,于长沙休整时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地下的校史室一见此书,页边密密麻麻写着许许多多的批语。据《毛泽东传》统计,该书约十万字,批语就一万二千多字。这是毛泽东在大本大源上思考和探索的记录,而围绕的中心就是“再造中华”。他的一段批语说:“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虽然泡尔生的这部书是心物二元论,毛泽东受此影响也主张“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强调自我,强调精神的作用。他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恁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这固然表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还不成熟,还在探索中,然而对一个要改造世界的青年来说有其可贵之处。他提出的“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观点在今天来看依然有重要意义。人的信仰是和初心紧密相连的,它勾画了人的奋斗目标,也是奋斗的内在精神动力。更加可贵的是青年毛泽东对于泡尔生的观点有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如,他针对书中所说的“例如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有不必叩其原因之何在”,提出“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已经显示出唯物主义的观点。

  “五四”运动推动青年毛泽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

  1918年秋,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来到北京,通过杨昌济先生联系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到他那里当助理员,其间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1919年春,他因母病离京,送赴法的朋友到上海后,于46日回到长沙。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迅速传来,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派邓中夏回湖南和毛泽东等联络。于是毛泽东等通过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7月又由学生联合会倡议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经过积极准备,湖南学联又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风云激荡的日子里,毛泽东意气风发,奋力工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许多精彩议论,这表明在革命历史潮流中他的思想获得了飞跃发展。在创刊宣言中他就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接着,他又尖锐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大无畏的气势,跃然纸上。这时他思想的重要飞跃就是从“唯我论”走向了“平民主义”。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连载三期的《民众的大联合》,强调以民众的大联合对付强权的联合。虽然此阶段毛泽东还是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尚未接受马克思的“很激烈的”主张,但是他在文章的结尾写下了一段至今仍然十分令人鼓舞的话语:“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五四”运动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各种思潮都登上了政治舞台,面对各种思潮,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苦苦探求。他既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实践过新村主义,既曾按胡适的实验主义筹划过一个问题研究会,也曾“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因军阀张敬尧的镇压,毛泽东组织发动了驱张运动,还发起了湖南自治。然而在各种探索和思考中,他始终坚持自己选定的救国救民目标,正如在《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中说的,“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在1920314日《致周世钊信》中,他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然而,也就在这时期,为了驱张他第二次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有了更多接触,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204月,毛泽东又因送赴法会友离京赴沪,并为湖南改造促成会征求在沪的陈独秀的意见,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党事宜。后来毛泽东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毛泽东真正的转折是在192011月。他于1125日写信给向警予说:“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21日他在回复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法会员关于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争论时则明确站在蔡和森一边,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1121日,在回复蔡和森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信时,毛泽东更加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从保留下来的新民学会会议记录看,新民学会的转折也在此际。1921113日,新民学会讨论学会的奋斗目标和方法时就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还进行了表决。毛泽东提出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获得了18人中14人的赞同。这清楚表明了他们的世界胸怀,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到在“下手处”改造中国。会上,毛泽东将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的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表决结果,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新民学会的投票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积极作用,“五四”运动推动了各种救国思潮泛起,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比较、分歧和痛苦的选择中,一批先进青年走上了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道路。

  至此,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初心真正确立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初心,也代表着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从救国救民的心态,到立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乃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毛泽东这一思想发展进程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四方面道理。

  一是毛泽东乃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时代的要求。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不断改朝换代、分分合合,但是几千年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专制大一统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愈来愈深地陷入民族危亡的境地。一次次战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不仅暴露了中国军事、科技、文化和经济的落后,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无能,而且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唤醒了一批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中华儿女不甘国家的沦亡,广大民众不甘继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多重压榨,改革制度、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中国社会涌现的强烈呼声。

  二是这一初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组成社会的生存发展史。历史进展的基础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人则有着各自的利益和各不相同的要求和愿望,并为此而劳作、奋斗。这些利益和愿望之间既互利互补,又有矛盾冲突,在阶级社会里尤其如此。因此,历史就在人们相互交往、斗争或博弈中进行,并通过人特别是其中代表着历史运动方向的先进人物的奋斗而实现其自身规律性。因此,一个人、一个党选择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极为重要。每个人固然有自身利益,但作为社会的人,其个体利益与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相互关联,从唯我到大我,乃至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牺牲小我,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这一选择既出于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也出于对祖国的爱和对穷苦百姓的深厚情感以及为真理和社会正义而奋斗的坚强意志。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大都经历过艰难乃至痛苦的选择,有的甚至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抛弃了自己的家庭。

  三是这一初心是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并在自身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系统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并说道:“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话道出了百余年路程的艰辛,也表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出于某种奇思妙想,而是实践探索的结果。这一实践既包含上百年各种主义和各种救国方案的试探的失败,也包含毛泽东自己年轻时各种尝试的亲身体会。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纸上谈兵”终究是不行的,“纸上立志也”是不行的,真正对于事物的认识应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真正志向的确立也应建立在实践基础上。

  四是“真欲立志”应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这是毛泽东立志过程中反复提及的重要观点,也是他后来能立大志、真立志、立长志的重要原因。既然立志就要准备为之奋斗终生,这就不能不考虑此志是否抓住了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必须对世界(社会运动)有深刻把握,不能停留于表象,被复杂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而要透过现象深入到对象的本质、对象的根本规律上去把握。所谓大彻大悟,所谓得道,所谓坚定不移,就在于从大本大源上把握了世界(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因此,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提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毛泽东一生钟爱哲学,不断学习研究哲学,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直到晚年,他依然反复强调:“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复兴之道。建党之际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自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后来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的失败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来的),但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和奋斗目标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解决中国独立解放,人民翻身及民族复兴等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从大本大源上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也是他把中华民族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联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把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提供了方向和方法。正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年的艰苦奋斗和探索,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如毛泽东年轻时就期望的“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史,也是不断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历史。在艰难曲折中,大浪淘沙,不少人经受不起考验,畏缩了、叛变了、腐化了、堕落了,但是更有无数共产党人为这个初心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表达了坚定不移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到底的决心。之所以今天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太容易忘掉初心和使命了。长时间和平安逸的生活会消磨奋斗的意志。长期执政加上传统封建意识的存留,也会使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沉醉于阿谀奉承,自以为是、气满志骄;而另有部分基层干部虚以搪塞,搞形式主义,乃至投上所好,收贿行贿、欺上压下、以权谋私。这些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的腐蚀和背叛,会使复兴大业功亏一篑。这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干部的教育,严肃党的纪律,形成良好的选拔培育干部的制度。须知,没有对祖国对广大人民深切的爱,没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是抵御不了这些腐蚀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必须高度警惕!

(作者:上海必威网址是多少研究员)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1-02-01 21:20:00